评论：谁来关注普通人“说真话”的权益？

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万斗财富，但也带来了功利主义与投机成性，围绕道德秩序的阴霾于是如涌如潮，“真话”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尤物。有人说，以道德回归为特征的社会秩序重构，需要一个“说真话”的普世氛围，或者说需要一个“说真话”之共同愿景的勾勒与树立。而朗咸平、易宪容、巴金、张保庆、崔永元、丁学良这些“勇敢的战士”，正是用真话拨动着社会的琴弦，触动着人们的心灵。 

回头看看上述敢说真话的勇士们，青一色都是“名人”。现今是一个“注意力效应”流行的年代，如果社会视线聚焦在力体力行、体悟天道的这些名人身上，并将其讲真话的品质传播与推崇出去，或许我们就能离“真话愿景”近那么一步，但事实上我们仅仅是围着这些名人欢呼雀跃一番了事。，一个讲真话的社会舞台上，难道只需要名人演员？ 

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社会是由大众组成的，社会秩序的好与赖，最众表现在作为个人的大众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上。经济学家盛洪说，“社会规则的形成，是在大众的互动磨合中形成的；制度的变迁，也往往由大众首创”。所以，真话世界能否真正形成，虽然有赖于朗咸平、丁学良等“名人”的推动，但最终的推动者与建设者，还是亿万的普通人。 

这便是笔者认为社会视线应下沉的原因。关注小人物特别是弱热群体“说真话”的行为与权益，比关注名人更具有积极的制度含义，因为即使讲真话的名人都是普通民众的代言人，真话到了他们嘴里也是“二茬子”了，更重要的是，普通人受到社会关注代表着一种民主性的进步，一种社会共融现象的诞生，社会图腾的实现必须基于普通民众话语权受到关注这一前提下。 

我们也曾有过社会视线下沉的时候。去年重庆农妇熊德明因为给总理说了一句包工头拖欠工资的“真话”，受到了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。但遗憾的是，社会媒介没有从熊德明讨薪事件中解读出关注普通人“说真话”的权益是多么地重要与紧迫，没有接着去寻找第二、第三个熊德明，而是“一步一个脚印”地把熊德明塑造成了一个明星――先是成为央视年度经济人物侯选人，而后又是“熊德明”商标事件……